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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皖南事变”

时间:2016-11-17 1:42:06 点击:

  核心提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941年1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词,以声泪俱下的赫然草书展示中外世人。从而引发了轰动效应,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如今看来,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了...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941年1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词,以声泪俱下的赫然草书展示中外世人。从而引发了轰动效应,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如今看来,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了。“皖南事变”,只能说是“同室操戈”,算不上“千古奇冤”。
当时,中国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大敌当前的国共两党之间产生磨擦,从表面看,是兄弟之争;从实质看,是国共战争的继续;从军事上看,是争地盘;从政治上看,诡诈多端复杂化。解码后的历史回顾表明,“9.18事变”后,蒋介石就有了抗日的打算。之所以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一是各路诸侯割据一方,国家政令未能统一;二是综合国力空虚,军事装备落后。中国难以支撑一场以弱对强的战争。经过几年的南征北讨,蒋介石卓有成效地制服了桂军、粤军、湘军、滇军、黔军、川军以及阎锡山的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等大小军阀,并将中共主力红军赶出了原来的根据地。摆在蒋介石面前的局势是:政治初见成效,军备依然不足,日寇日益猖狂。

“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暂时放弃剿灭中共武装的军事行动。从1937年2月到7月,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陕北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地位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蒋介石力图将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完全置于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不允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允许共产党武装力量发展。对于中共长征时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仍然视为土匪,态度是能不承认的尽量不予承认,能消灭者则尽量消灭之。毛泽东不屈不挠地抗争着,直到1937年6月底,国共合作仍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尚有变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并扬言要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蒋介石只好仓促应战,以“血肉长城”抵抗日寇。为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阻遏日寇的猖獗,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成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淞沪“8·13”战事迫在眉睫,促使国共两党都作出让步。通过7月17日和8月9日两轮谈判,基本上达成了合作条约。蒋介石授意何应钦,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指示和协助游击队改编。

新四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对于由谁出任新四军军长,国共两党发生了激烈较量。按照国家政令准则,由发军饷发装备的国民政府选择军队首长,是理所当然的。按照中共政治逻辑,共产党的军队要由共产党掌握领导权,是毋庸置疑的。当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南方红军游击队中地位最高的项英担任此职,名正言顺。出于与项英同是“元老派”的缘故,周恩来心中亦久有此意,只是他深知毛泽东同项英有过历史恩怨的纠缠,所以不便明言。毛泽东心目中的真正人选,未见史记。

当蒋介石力荐自己的心腹爱将陈诚出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毛泽东坚决拒绝,是可以想象的。擅长在尖锐的政治态势中寻找平衡杠杆的周恩来,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北伐名将”叶挺。于是,周恩来立刻通过中共特工,侦悉叶挺已从澳门抵沪准备向蒋介石请缨抗战,便抢先一步在上海新雅饭店安排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向叶挺表明有意让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并要叶挺通过老同学陈诚向蒋介石转达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表示。周恩来的捷足先登,使自“广州起义”失败后遭到中共高层严厉指责而愤然脱党十年的叶挺,又陷入了一场更加复杂的政治漩涡。如果蒋介石抢在周恩来之前向中共推荐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中国传统文化“知遇之恩”的情结,也许会在叶挺的身上发生另一种效应。

叶挺之所以成为国共两党都能够接受的角色,首先,叶挺曾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部下,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其次,在国民党看来,尽管叶挺曾经是中共党员,但他毕竟已经脱离了共产党;在共产党看来,叶挺虽然多年脱离了共产党,但他毕竟曾经是中共党员。因而,国共两党都对叶挺都抱有某种侥幸心理。当陈诚说及叶挺之时,蒋介石眼睛一亮,揣摩叶挺指挥这一支擅长“死打烂缠”的队伍为他所用,在敌后给日宼制造麻烦和压力。于是,未正式知会中共,便急忙正式任命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中共中央随即敲定新四军最高领导层:项英担任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是长征时留在南方游击队的领导人,党内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张云逸任参谋长,是“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子昆任副参谋长,是原红22师师长,“湘江血战”时损失惨重,李德要拿他问罪,被毛泽东出面保住了性命。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长期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原是毛泽东挑选摆在新四军的一个“棋子”,但很快却成了项英的亲信。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是闽西地区农民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时,他是得力助手。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核定新四军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批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法地迅速汇集成军,编为4个游击支队,委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为游击支队司令。陈毅曾一度阴差阳错地取代过毛泽东出任红军党代表。张鼎丞是毛泽东的亲信。高敬亭是红四方面军的著名战将,曾是张国焘的疯狂亲信。

从新四军组建初期的高、中级领导层的构成来看,当时毛泽东不能完全掌控新四军,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召开八大预备会议时毛泽东说过:“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是不完全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国共合作初期,国共两党都在高调“统一战线”。王明在武汉同国民党中央政府打交道,项英直接同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将领打交道。无论他们心里怎么想,但公开发表言论时,也只能大谈特谈“统一战线”。所不同的是,王明是奉斯大林的旨意讨好老蒋的,而项英颇有国共天性宿敌的理念,更痛恨国民党让他蹲做了三年大山沟的“苦行僧”。

欲说“皖南事变”,得先从韩德勤说起。他是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苏北游击军司令,节制国民党第89军,第6独立旅,江苏省保安第10纵,税警总队,游击总部所辖的11个纵队,共计16万兵力,还有军统局领导的独立特务武装。苏皖边区是韩德勤的辖区。据史料记述,国民党游击军利用这水乡泽国、河湖港汊、芦苇丛中,展开过声势颇为豪壮的游击战,狠狠打击日伪势力。武汉大会战期间,韩德勤指挥第89军等部队,袭击了苏北敌后的运输线、运河沿线。韩德勤被中共指责为“反共磨擦专家”,他的抗日事迹遭到红色教科书的封杀。

1939年初,不断北上的新四军和不断南下的八路军,为了在苏北地区站稳脚跟,同国民党的敌后部队不断产生磨擦。2月,陈毅所部两个营的兵力,渡江进入苏北,在扬州、泰州和扬中沿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近万人的后续部队接踵而来。国民党地方军队都将地盘及人马视若命根。6月下旬,韩德勤调集13个团的兵力,向新四军发起“磨擦”战。结果,韩德勤的三个团被歼灭。7月下旬,新四军以主力7000多人,采取远途奔袭战术,直插黄桥重镇,又歼灭了韩德勤所辖保安第4旅两个团和税警总队一个营。1940年9月底,韩德勤调集第89军主力和省府所辖保安旅,分三路进攻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得到从淮阴地区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的策应后,在陈毅和粟裕指挥下,同韩德勤的军队展开了“以攻对攻”。战役历时四天,韩德勤又伤亡近两万人。这就是史称的“黄桥之战”。

当时驻守泰兴的日军,听到黄桥方向传来了隆隆炮声,一下沸腾了起来,他们也扛起了枪炮,操起家伙,倾巢出动,急匆匆赶到离黄桥西边五公里路的地方,参观中国的这两支抗日队伍精彩的战斗,听着不时传来的喊打喊杀声和炒爆米花似的枪炮声,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举起枪杆,欢呼雀跃,拍手称快。正所谓“亲者痛,仇者快”。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总参谋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声称:“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德勤主席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了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10月4日又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的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

对此,毛泽东狠狠予以回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0年11月29日,“必犯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若犯我”的国民党军再次大举进攻,目标是对韩德勤所属部队赶出曹甸地区。在“黄桥之战”吃了大亏的韩德勤将全部兵力收缩在曹甸、平桥、安丰一线,凭着易守难攻的地形拼死抵抗。八路军和新四军久攻不下,于12月15日撤出战斗。这是史记的“曹甸之战”,国共双方都损失惨重。

国共两军“磨擦”的情形如何,谁是谁非,谁先动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韩德勤不但丢了地盘,而且吃了大亏。“黄桥之战”后,韩德勤咽不下接连“丢盔弃甲”这口恶气,向蒋介石发去电报:“新四军属非法越轨。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蒋介石也窝了一肚子火,却也沉得着气,复电韩德勤“镇静固守,切勿挑战。”果然,韩德勤所部在“曹甸之战”中固守成功,中共军队没有达到完全控制苏北的预期战略目的。蒋介石估量:新四军、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双方在苏北地区都没有足够的兵力构成令对方致命的威胁。在势均力敌的地区按兵不动,在明显优势的地区发动攻势,这是普遍的战略战术。于是,蒋介石决策围歼驻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以报国民党地方部队在苏北损兵折将的“一箭之仇”。这是合乎一般常理的游戏规则。

然而,国共两党的军事游戏,光凭一厢情愿往往是不够的,有时还得由对手玩内部的政治斗争予以默契。

新四军从1938年1月开始汇合,4月集结完毕。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进驻皖南,第四支队进驻皖中。经过沿途的招兵买马,全军共计1万余人。接着,第一、二支队陆续向苏南敌后挺进;第三支队在皖南沿江抗战;第四支队在皖中展开。从此点燃了抗日的烽火和与友军“磨擦”的烟火。1940年底,新四军三年间增至9万余人。但与八路军同期比较,则相形见绌。1940年,八路军已经足以组织“百团大战”,兵力拥有几十万。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作战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项英根据这一方针提出的设想是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可见,项英的设想与中共中央的作战方针并没有重大冲突。而且,项英的设想更具“大江南北”的战略意义,也得到了1939年2月抵达皖南视察的周恩来认可。

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新四军90%的兵力已经撤往了长江以北,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只有9000余人。项英与叶挺向中央提出“组建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指挥”的建议,毛泽东不予理睬。其实,如果项英命令新四军全部留在江南,各支队是不会不听命于项英的。“山高皇帝远”的毛泽东,一时也拿他没办法。但项英没有这样做,他调遣大部分新四军渡江北上,这就足以说明项英并没有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皖南事变”解密后,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曾经电令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5月4日,中央书记处同意军部移苏南时又强调“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8日指令新四军派人返回皖南,重燃江南抗日游击战争烽火。这就表明,不仅项英留恋皖南,连中共中央也很重视皖南这个战略支撑点。

为什么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直呆在皖南?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后,留在江南仍为选项之一呢?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不能光从国共对峙的态势看,更重要的是这期间中共高层内部发生了什么变故。

1938年9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掌握中共高层实权的毛泽东继续推拥张闻天充当“傀儡”。会议决定解散王明为首的中央长江局,分设出来的南方局由周恩来主持;中原局由刘少奇主持;原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继续由项英主持,但不归属南方局,直接由中央管。因而南方局没有掌握军队,周恩来的职能就是在重庆同蒋介石打交道。从地域划分,黄河以北为北方,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为中原,长江以南为南方,那么东南则属于南方。

深谙政治文化游戏规则的项英不会不知道东南局充其量不过是个过渡性的机构。既然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为什么不由党内政治地位及军事艺术均高于刘少奇的项英出任中原局书记呢?性格内向的项英嘴上虽不说,但心里肯定有气,未等会议结束便借口军情紧急打道回府。

果然不出项英之所料,中共中央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酝酿由新四军和八路军组成江北总指挥部主要领导人名单里面,没有出现项英的名字。项英愤而提出辞职未被接受。1940年11月,中共中央电报决定:江北总指挥部以刘少奇为政委,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挺未到任之前由陈毅(代)。项英回延安参加七大。

事实表明,“回延安参加七大”是荒诞的。因为中共“七大”是在五年之后的1945年才召开的。项英不是傻子,不可能看不出这个“指令”,是宋朝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翻版。项英看到苏北没有他的位置,但又不想去延安。选择在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时候,寻找机会及借口继续呆在长江以南,另辟一块根据地。项英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谁也没听过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有这种设想,也是合乎情理的。具有党内斗争丰富经验的项英不能不意识到,一旦率领军部渡江北上,就再也没有他项英的“戏”了。至于项英与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战略发生矛盾,还有另外的一种因素,那就是项英根据新四军的处境以及他对毛泽东的判断所产生的疑虑所致。

支持以上推断的,是因为项英有一个“三山计划”,即:进据黄山、天目山、四明山建立根据地。这符合项英“向南巩固”,立足江南抗日战略支撑点的计策。此时的新四军,经过叶挺不断的努力,武器装备已经“鸟枪换炮”了,军部及直辖部队就拥有3.5万支步枪和460挺机关枪,打破了中共军队历来存在“人多枪少”的窘境。更何况,项英是一位具有独特生存本领的游击专家。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的队伍在油山坚持三年而未溃败。“皖南事变”前,首先是项英的党性原则观念强,其次受到刚调到新四军当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制约,此人是刘少奇的亲信。因而造成项英对“三山计划”的实施,难以作出果断的行动。新四军军部被围后,项英同样找到了一个处在高山之巅又不易为人发现的山洞躲了起来,如果不是出了刘厚总这样的败类,项英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决不是问题。

历史的演绎引出更深层面的问题是,一方面,毛泽东对项英北上犹豫不决、按兵不动的心理把握得很准确。另一方面,在延安的政治角斗中已成为毛泽东亲信的刘少奇,赶赴华中组织了具有政府功能的活动,还要在军事上“露一手”。他亲自部署南下的八路军配合北上的新四军实施“曹甸战役”,再次挑战并力图重创国民党“顽军”的有生力量。从而再次激怒了本来就要千方百计遏制共产党活动的蒋介石,选择新四军留在皖南的孤军之旅实施报复。所谓新四军“违反国民党军总参谋部命令的转移时间、路线”之说,纯属一个借口。理由很简单,违反军令应唯军事长官是问,与广大官兵无关,犯不着大开杀戒。还有一说是“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为老乡同学兼亲信韩德勤公报私仇”,那也是摆不上台面的流言。

1898年项英生于湖北武汉,1913年进布厂当工人;1920年组织武汉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组建铁路工人俱乐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6年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项英曾任中共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参加过中共“二大”,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28年,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0年12月,项英奉命赶赴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项英临危受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是工人阶级职业革命家,他当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比刘少奇早;当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比毛泽东早。他还当过共产国际监察委员,这是毛泽东没有过的经历。凭出身及资历,项英在中共“元老派”和“留苏派”中,都享受很高的声誉及威望。项英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没有重大的政见分歧,只是看不惯毛泽东旁门左道,并多次戏弄正在崛起的毛泽东:

第一次,1931年1月,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一踏入江西根据地,就质疑打“AB团”及毛泽东对“富田事变”的定性。项英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决定采取党内教育的形式解决问题。

第二次,在史称的“赣南会议”上,项英用“釜底抽薪”的办法,通过改变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取消总司令、总政委的职务。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担任主席,朱德、王稼祥为副主席,使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第三次,周恩来走马上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恢复了原红军编制和毛泽东的军权。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项英联合任弼时、顾作霖、邓发、刘伯承等,以多数人意见促使周恩来撤掉了毛泽东的军权。

第四次,中央红军长征前,当获悉“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同意带走毛泽东时,项英向李德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以毛泽东在红军的影响力,会在长征途中给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带来麻烦。

第五次,当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时,项英明知“木已成舟”还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反对。

毛泽东一生中三次丢失兵权,有两次是拜项英所赐。尽管项英反对长征带上毛泽东一事未果,但这一拙人拙见,几乎误了“挽救红军,挽救党”的大事。甚至连私生活也反对,毛泽东想起来都哭笑不得。还有一件事令毛泽东恼怒的就是,项英靠拢王明。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斯大林单独召见了项英,对他说:“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在斗争中锻炼,要加强理论学习,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并送他一支手枪和一支钢笔。王明是奉斯大林之命返国的,项英亲近王明便得罪了毛泽东,这是必然的。如此种种,毛泽东对党内重量级人物且手握兵权的项英不能不心存严重芥蒂。

“皖南事变”悲剧的另一个主角叶挺,1896年生于广东惠阳,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是国民党重要将领陈诚和顾祝同的同学兼好友。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援闽粤军。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同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成为中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在北伐战争中被誉为“北伐名将”。

说到叶挺,政治文化的“造神”游戏,大于实事求是的原貌。在北伐征途上,由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被国民党当作“炮灰”的叶挺独立团,口碑称颂是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打了两场漂亮的胜仗,但叶挺指挥作战的规模只有一千余人。著名的“南昌起义”,叶挺只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角色,而战略的策划却沾不上边。叶挺虽然部署过“广州起义”的战斗实施,尽管不是他的过错,但留下的是失败记录。共产党选择了叶挺,首先是为使中共南方游击队取得蒋介石的合法承认。叶挺为了报答共产党的信任,主要是拼命向蒋介石要装备、要军饷。国民党选择了叶挺,不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反而“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

叶挺军长在位三年,四次辞职,经常外出或一再出走,呆在新四军的时间合计只有约18个月。在这一年半的日子里,叶挺干了一件令蒋介石兴奋的事情,打了一场令中共高兴的胜仗。那就是1939年6月枪毙了严重违背军令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1939年9月在皖南指挥反扫荡中消灭了日寇两三千人。除此以外,叶挺没有组织过新四军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更没有任何精彩的军事指挥表演。当然,笔者决不否定叶挺很可能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将帅,只是认为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赋予其足够的机会去发挥而已。

尽管叶挺未曾有过军事将帅的绩效,但有的是“北伐名将”的崇高声望。这种声望和威信,一是具有千军万马的感召魅力。如果不是政治因素的缘故,沿用北伐“老四军”铁军番号的“新四军”,在中华民族“逼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并“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即便三个月,就完全能够组建成一个整编的集团军。二是具有政治游戏的价值。当政治文化需要不惜一切地贬斥项英时,也就可以不顾一切地吹捧叶挺。三是具有论资排辈的效用。假如叶挺不是因为飞机失事而逝世,即便被蒋介石囚禁到中共建国时才得以解救,也必然是“十大元帅”之一。1955年9月,陈毅被封为元帅后,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果叶挺军长尚在,这个元帅是轮不到我的。”

“以党治国”是国共两党都崇尚的政治理念和推行的体制。对于党与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执政后,蒋介石称之为“党国”。共产党执政后,毛泽东则称之为“党和国家”。异曲同工的特点是:执政党排在国家之前并凌驾于国家之上。对于党同军队的关系,国民党有“中央军”和“国军”的称谓,共产党一直坚称军队是“党的军队”或“党和人民的军队”。所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党务在军队中只能以配角的面目出现;共产党的党务在军队中绝对以主角的面目出现。叶挺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军长,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理应是新四军的主角,项英是副军长,只能是配角。但中共有一条游戏规则就是“党指挥枪”。项英虽为副军长,因为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主席。于是,项英成了新四军的主角,叶挺只是配角,而且是一个“傀儡”式的角色。项英与叶挺不和,并非个性使然,而是由体制造成的。即使叶挺当了江北总指挥,一样会跟刘少奇闹别扭。

叶挺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无权阅读党的文件,只能在副军长项英的领导下工作,中共中央的指示及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形成的军中事务决议由项英口头传达。叶挺心里不好受,却又无可奈何。1938年6月,中共中央为了“安抚”叶挺的无奈,批准成立一个新四军委员会,让叶挺以副主任的名义获得参加会议的资格,但军长之职依然是徒有虚名。10月,叶挺第一次辞职时,周恩来按照中央的示意进行调解,与叶挺谈话时强调:“必需确定叶挺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职权。”与项英谈话时指示:“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决不能改变。”有了这个相互矛盾的前提,所有“换汤不换药”的调解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何谓政治领导?战争时期,最高的政治就是军事,行营布阵的最高政治,就是军事指挥权。有学者将“皖南事变”完全归咎于项英与叶挺之争,是荒谬的。不错,新四军成立后从集结的方向,直到“皖南事变”发生时的撤退路线的选择,项英与叶挺都发生过战略战术的分歧,这是事实。但所有争论的前提及结果都必须服从中共领导,这是叶挺去延安时当面向毛泽东保证过的,叶挺说到做到。对于中共在新四军中最高领导人项英的战略部署,叶挺从未以职业军人的长官意志拒绝执行。因为叶挺既没有资格拒绝,更没有权力反对。新四军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毛泽东只是认可而已。让国民党任命的非中共党员的军长直接指挥共产党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被中共中央接受。这是中共政治游戏的规则。项英不让叶挺掌握军事指挥权,不但不是项英的过错,反而恰恰是项英完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党指挥枪”的组织原则。

既然中央认为项英在新四军的战略上同中共中央不协调,那么毛泽东要彻底解决新四军领导层的问题并不难,正式颁布一道命令“由叶挺主持新四军军事的全面工作”就行了。如果是因为党藉问题,用“火线入党”的方式恢复叶挺中共党员的面目即可。政治文化的游戏规则,其中有两条:一是“革命需要”;二是“特事特办”。毛泽东没有这样去做,不等于不能做。当新四军即将兵败皖南及传来项英临阵脱逃的消息时,毛泽东终于这样做了。他急忙电令新四军:“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挺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此举,甚至连“亡羊补牢”的价值都失去了。说穿了,在项英尚未“栽了大跟头”之前,新四军的领导问题不可能得以彻底解决。

如果中共中央在新四军成立时即令叶挺主权军队,党性极强的项英肯定会毫无保留地交出军权。以叶挺轰轰烈烈的豪情壮志及其广泛的社会感召力,一旦拥有了军权,新四军必将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也就不会出现由中共高层左右着项英统领下的怪诞的沉闷局面。新四军声势浩大,作为实职政委的项英同样如日中天,功不可没。另外还有三点隐患:一是新四军扩军所需的武器装备更加依赖国民党,而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影响力必然增大;二是叶挺有可能更听命于蒋介石。杀高敬亭就是首先请示蒋介石的。三、当时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王明从中作祟的作用增大。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毛泽东不能通盘控制新四军,就会成为眼睁睁的现实。当时毛泽东正在延安精心策划洗脑运动,把党内各种派别集结到自己的旗帜下。如果不能全面掌控军队,就难以在政治斗争上获取全胜。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叶挺在复杂的中共高层政治斗争漩涡中,有着举足轻重而又十分微妙的份量。周恩来有耐力劝服叶挺继续留在新四军,却无能为力赋予叶挺的军队实权。

有了以上种种因素的存在,就不难探索“皖南事变”更深层面的来龙去脉了。

1940年7月,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前往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当时,毛泽东只同意撤往苏北,拒绝让出华中。国共二度合作后,蒋介石蓄意将中共限制在黄河以北的地区活动,毛泽东则锐意为中共的拓展寻找更大的空间。可以说,两人的战略头脑都从未停止过内战的思维。“皖南事变”前,中央及毛泽东发给皖南新四军的许许多多电报,据传如下:

1940年10月15日,毛泽东电告叶、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作为我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报指示叶、项:“叶挺前去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一是要国民党给开拔费,二是要国民党停止进攻江北,但须认真准备北移。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分析形势说道:“蒋介石鉴于内外情况,只能采取防御战略,汤恩伯部队亦很少有打的兴趣。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进犯新四军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吓我让步,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了。他要我北移,我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告知叶、项:“你们的布置很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介石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率一部立即出发。”

11月30日,毛主席电告项英:“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蒋介石他会撕开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

12月3日,毛泽东打电报质问项英:“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12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项英:“确定你先去重庆,然后和周恩来一起于1941年1月某日前到延安参加七大。”

12月14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需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晌弹。”

12月18日,中共中央电令新四军:“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希夷须先率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

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严厉批评项英:“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要有决心。”

12月29日,中共中央电告叶、项:“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随中间几批渡江。”第二天,毛泽东忽然又打电报给项英说:“还是东南为好。”

如果以上电报属实,那么毛泽东发这些电报就意味着误导或模糊项英的视线,而项英简直就是一个糊涂虫。说穿了,党性原则颇强的项英玩不过旁门左道的毛泽东!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蒋介石、国民党军大本营和第三战区总部,可以直接给新四军发电报。而新四军发给蒋介石、国民党大本营和第三战区总部的电报必须由中共中央军委审核后转发。1941年1月3日,国民党军大本营发电报给项英重申新四军走皖东路綫,并声称已命令沿途各国民党部队掩护。当项英发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同蒋介石指定的路线不相符时,感到理应告知国民党军大本营,便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由中共中央转的电报。现在看来,项英这一电报是否转到蒋介石手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毛泽东的“东南”路线符合项英留在江南的心思,可供的理由就是国民党重兵封锁了东南方向的江边。老蒋反对新四军走“东南”路线,不是担心项英留在江南,而是阻止新四军军部加入对苏北韩德勤的围攻。

在一种侥幸的冒险心理驱使下,项英终于在风雨交加的1月4日夜晚,率领新四军军部及其9000人马整装开拔。从泾县云岭地区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南转移,撞入了国民党八万大军的包围圈,这些军队本来就是奉命阻挡新四军军部从东南方向撤往江北的。蒋介石早就算好项英会走此路,何况又是毛泽东最后指定的。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下达命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两军随即发生了激战,几千新四军将士左冲右突也脱不了身。陷入重围的项英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泣诉:“支持四个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并要求毛泽东“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介石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祝同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泽东电请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13日,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交涉抗议。可笑的是,这时的新四军经过了七昼夜的激战,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彻底溃败。中共党史称:除了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自杀,军长叶挺奉命前往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及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国民党第三战区向国民政府报告中则称:皖南事变新四军伤亡2000余人,打散回家的约有1000余人,被俘的官兵4510人。国共各说各的,不足为奇。这就是史称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梦寐以求吃掉江南新四军,最后竟得手了。一直搁在毛泽东心头上的项英这块“大石”终于放下了。叶挺极力报效国家,可惜“壮志未酬身先俘,长使英雄泪满襟”。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尚未与皖南突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伤亡、被俘情况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立即发出了一个“关于项英、袁国平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两日后,蒋介石发布命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将叶挺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又过了三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人们惊诧地发现“皖南事变”的新四军军部同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的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张国焘和项英都是掌握枪杆子的人,又是毛泽东的死对头;二是新四军军部和“西路军”在同样执行了中共中央不断变化的命令中溃败;三是两军的最高领导人最后都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者。

1991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胡乔木写道:“毛主席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转移的主张。”这至少说明,毛泽东早就清楚蒋介石在“黄桥之战”及“曹甸战役”吃了大亏后不会善罢甘休,报复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吃准了项英本来就不愿北移的心理。

当时,毛泽东与蒋介石恶斗十几年,一个擅长旁门左道,一个擅长歪门邪道,彼此心照不宣。“皖南事变”前,毛泽东派遣不懂军事的刘少奇到华中地区主持整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政大事,这就表明了他决心在中共军队系统抛弃项英。“皖南事变”刚结束,蒋介石立即取消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序列的编制。这也说明了蒋介石对只会向他要军饷、要装备的叶挺不感兴趣了,对搞“磨擦”的新四军完全失去了信心。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之争无论是政治策略,还是军事战略,毛泽东都赢得“盆满钵满”,一是去除了军队中的一大政治障碍,两年后“水到渠成”地当上中共中央主席;二是新四军宣告独立,完全摆脱了国民党的束缚;三是搏得国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蒋介石则输得一塌糊涂,一是在所有与中共“磨擦”的损失合计中伤亡多了好几倍,可谓得不偿失;二是因为将兵力集结皖南,让日军轻而易举地包围了汤恩伯的十五万兵力,可谓自取其辱;三是受到美国、苏联等国家的猛烈批评;四是一批国民党左派及民主党派的政客被中共“统战”了。

国共两党恩怨纠缠多年,啼笑皆非。如果说国共第一次合作由共产国际促成,尽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多少有点恋爱才上床同居,那么,国共第二次合作简直就是毫无爱情的同床异梦。

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共产国际极力杵合,由两党的开山鼻祖操作,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合作原因:两党尚处于弱势状态,均需要革命同路人。合作方式:以国民党为主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合作的成果:建立黄埔军校培养了军事将才,国共抗日英雄和内战高手多出自黄埔军校;以发起北伐战争为契机,蒋介石开始尝试收拾中国封建诸候;共产党则操弄工农运动扩大影响。1927年“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宣告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接着,中共策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枪声。暴动失败后,在井冈山、湘西、鄂皖豫等深山老林中,实行红色武装割据。国共两党军队演绎了一轮又一轮的围剿与反围剿、转移与堵截的武力周旋。

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揭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序幕。合作的方式:党外的军事抗日,表现在八路军方面主要是对付日寇;表现在新四军方面主要是对付国民党。初期合作的原因:日本侵华加剧,外寇的战火掩蔽了内战的硝烟。中、后期不合作的原因:军事上,国民党的“守土抗战”包括抵御共产党的蚕食,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根据地包括国民党地方军队盘踞的地域。政治上,国民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因处于强势而发出赤裸裸的威胁,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因处于弱势地位而据理力争。大敌当前,“窝里斗”时断时续。前者似乎有“失道”的嫌疑,后者似乎站在“正义”的一面。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蒋介石曾经声言要让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减少五分之二,他所依据的理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只能受打击而不可能发展”。无奈擅长于游击战争的中共军队偏偏特别适应于在这样的夹缝中生存壮大。而蒋介石始终摸不清中共军队的实际兵力到底有多少。1940年下半年以来,当蒋介石突然看到八路军竟能组织起“百团大战”,新四军居然把江苏韩德勤打得屁滚尿流。蒋介石终于惊呼:日本只是“癣疥之疾”,中共才是“心腹大患”。

当蒋介石击溃了新四军的军部后,向世人披露这一观点时,马上引起了一片反对声。一是来自国民党左派的严厉斥责,以宋庆玲、何香凝为代表的反蒋声浪甚嚣尘上。二是来自亲华外国的指责。美国驻华使节詹森说:“我们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武官崔可夫明确表示:“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美国和苏联早有预谋的战略很明显,他们并不指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只想利用中国战场缚住日本的手脚,将其拖得精疲力竭。如果国共过早分裂,这一预谋就有可能破产。蒋介石打的是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蓄意保存实力并不断增强装备。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前,蒋介石一直没有正式对日本“宣战”,而是“一边打一边和谈”,给日本一种有投降可能的假象。果然,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九十六个月也未达到预期的战争目标。

“癣疥之疾”病在皮肉上,“心腹大患”病在致命之处。历史雄辩地论证了对于蒋介石而言,他的“癣疥之疾”与“心腹大患”这一判断,是准确的。“窝里斗”是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一大遗风。内部的“窝里斗”比外部的“窝里斗”更加祸害。在抗日统一战线下的国共合作产生“磨擦”,是内战的延伸。由于最后是国家政权之争,所以,蒋介石与毛泽东都理所当然地视对方为“心腹大患”。不同的是,蒋介石一语道破,落人话柄;毛泽东只做不说,力避讳言。应该说,蒋介石宁可背负“消极抗战,准备投降”的骂名,其“以拖待变”的抗日战略是相当成功的。但蒋介石对付“心腹大患”则显得笨头笨脑,总是弄巧成拙。

“皖南事变”刚结束,中共曾经有过一个策略,准备从军事上解决苏北的韩德勤和山东的沈鸿烈。在苏北,由于有一支痛恨内战的东北军已经进入该地区,这支部队曾扬言要用武力制止新四军与韩德勤的冲突。所以,中共中原局范围的军队还没有足够的把握搞掉韩德勤的杂牌军。在山东,于学忠任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驻扎山东是东北军51军和57军,约2万余人。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手下只有新编四师和海军陆战队,兵力有限,加上沈鸿烈同于学忠的关系恶化。而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15师在山东,还有山东纵队和民兵队伍,兵力近二十万,歼灭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所部,几乎不废吹灰之力。

以上计划没有实施,首先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想借“皖南事变”大打大闹。毛泽东虽公开说蒋介石随时会向日本投降,却深知此人并无卖国的行径。但是,这不等于蒋介石没有同日本妥协的打算。抗战前后,蒋介石的妥协早已出了名。如果蒋介石在正面战场上同日本达成某种停火协议,日本军队就会集中兵力对付中共。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敌后根据地就会面临日蒋的双重打击,游击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蒋介石暂时罢手,主要是苏联在1940年12月赠送了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大型卡车以及相关的装备,而且正在运往中国的途中。蒋介石不屈服任何政治压力,却不会放弃垂手可得的军备援助。其次,是因为周恩来在重庆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仗。一是通过串门拜访及媒体喊冤叫屈赢得了中外舆论的同情,二是中共七名参政员抵制国民党的第二届参政会令蒋介石表面难堪。

抗日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国共两军大大小小的“磨擦”,乃至1943年6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集结几十万大军,准备闪击延安等,都是国共两党内战的继续。而中国二十世纪国共内战的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一场赌博。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一山不容二虎”。《三国演义》里也有“既生瑜,何生亮”之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妥协的人物呢?那是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英雄史观”中的“王寇论”决定的。中国历史传奇中的强硬政治对手,从来就没有真正坐下来诚挚对话的习惯,谈判历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游戏。势均力敌时如此,彼强此弱时如此,胜败已定大局时亦如此。最后,非要弄出个你死我活不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松柏常青,物去人非。过去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成为了过去的故事,留给后人的只有……。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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